1991年苏联解体后，20世纪的意识形态较量似乎结束了。资本主义赢了，社会主义成为经济失败和政治镇压的代名词。如今，30年过去了，社会主义再度流行。在美国，正当民主党2020年总统候选人中向左转的阵容不断壮大之时，新当选的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在英国，工党强硬派领袖杰里米·科尔宾也有望赢得唐宁街10号的钥匙。

深刻批判西方社会错误

社会主义正在卷土重来，因为它成为对西方社会错误的深刻批判。右翼政客经常放弃思想斗争，倒退到沙文主义和怀旧情绪，但左翼政客却重视不平等、环境以及如何将权力赋予公民而不是精英的问题。然而，尽管脱胎换骨的左翼在某些事情上做对了，但他们对现代世界还是过于悲观了。他们对预算、官僚机构和企业的政策太天真。

许多新社会主义者是千禧一代。盖洛普咨询公司说，年龄在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中，约有51%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在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中，投票给伯尼·桑德斯的年轻人多于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的人。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近三分之一24岁以下的法国选民把选票投给了极左翼候选人。但是，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不必是年轻人。科尔宾的许多狂热粉丝年纪和他一样大。

“诊断”悲观“药方”错误?

但是无论如何都存在共同的主题。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认为，不平等问题已经失控，经济被操纵，以便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利。他们认为，公众渴望国家重新分配收入和权力来达到公平。他们认为，目光短浅和游说活动导致政府忽视了气候灾难日益严重的可能性。

其中一些观点是无可争议的，包括游说活动的害处和对环境的忽视。过去40年来，西方的不平等的确加剧了。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了242%，大约是中等收入者的6倍。但是，新左派把他们的诊断的重要部分搞错了，他们开出的药方大多数也是错的。

先从诊断说起。认为不平等持续扩大不可避免的观点是错误的。调整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2005年至2015年间缩小了。

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还误判了民意他们认为，人们感觉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机会也减少了。他们这么认为是对的。公众还对不平等感到愤怒。向富人征税比向所有人征税更受欢迎。然而，人们并不是普遍希望进行激进的再分配。

如果说左派的判断过于悲观，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其开出的药方。这些药方既浪费钱，又有政治危险含义性。以财政政策为例。左派一些人兜售一种神话，即大规模扩大政府服务的开支可以主要通过对富人增税来支付。事实上，随着人口老龄化，如果不提高对中等收入者的征税，将很难维持现有服务。奧卡西奥-科尔特斯提出对最高收入部分征收70%的税收，但一项可信的估算认为由此增加的税收仅有120亿美元，占税收总额的0.3%。一些激进分子则更进一步，他们支持政府自由借款，为新的开支提供资金，同时维持低利率。但认为无限借贷最终不会让个经济体自食其果的观点也是一种骗术。

怀疑市场力量提出挑战

对市场的不信任导致干禧一代社会主义者也在环境问题上得出错误结论。他们拒绝承认税收中性的碳税是刺激私营部门创新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方式。他们更喜欢在绿色能源方面进行中央规划和巨额公共支出。

要求民主化的强烈主张向企业延伸。千禧一代左派希望有更多的工人进入董事会。就工党而言，他们希望拿到公司的股份，并将其交给工人。但是，赋能工人抵制变革会使经济僵化。活力减弱与恢复经济机会所需要的完全相反。

政府不应保护企业和就业岗位免受变革影响，而应确保市场高效运行，并确保政策的焦点是工人，而不是就业岗位。政府与其执迷于再分配，不如减少寻租、改善教育和促进竞争。气候变化可以通过市场手段结合公共投资来应对。千禧一代社会主义有一种挑战现状的新意愿。然而，就像旧式社会主义一样，它也存在笃信集体行动的廉洁性和毫无根据地怀疑个人活力的问题。自由派应该反对这些做法。         （来源：参考消息）